印馆展苍古 钤痕记堂事

  今年8月,笔者休假赴杭州,游览了向往已久坐落于西子湖畔孤山下的西泠印社。它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浙派篆刻家丁辅之、王福庵、吴隐、叶为铭等召集同人发起创建,吴昌硕为第一任社长。

  西泠印社以“研究印学、保存金石、兼及书画”为宗旨,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具有国际性的研究印学、书画的民间艺术团体,有“天下第一名社”之誉。它不仅是杭州的一处旅游胜景,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之一,是印学研究、篆刻艺术和篆刻爱好者们朝拜的胜地。

  与西泠印社北面比邻的是中国印学博物馆。中国印学博物馆是西泠印社筹建的目前国内唯一展示我国印学、篆刻艺术的专业博物馆,于1999年9月26日对外开放。因其浓郁的学术氛围与宜人的自然风光相融合,成为一座国家级的园林式博物馆。ag亚游国际!馆内设有玺印厅、流派印馆、书画厅、印学厅、印材厅、印泥制作中心、社史厅、吴昌硕纪念馆等九个展馆和篆刻艺术创作室,近千件实物以完整的序列向观众和世界展示了我国印章和印学形成、发展的历史。中国印学博物馆以其特有的展品,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幽雅的环境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被书法、篆刻家们所关注崇敬,同时也为艺术家们提供了交流、切磋的场所。

  在这次短暂的参观中,与其说游览西泠印社是朝拜了篆刻艺术先贤胜迹,而倘徉中国印学博物馆中,则是享受了一场中国印学和篆刻艺术的饕餮大餐。既感受了吴昌硕等先贤对印学和篆刻艺术的孜孜追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自信,得到了一次精神洗礼;又欣赏见识了许多古代玺印真品实物,增长了印学和篆刻艺术知识,学识与鉴赏得到一次很好的提升。最令我兴奋的是在中国印学博物馆的众多展品中,发现了民国时期隆昌县的县印。

  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一楼为“历代玺印厅”,其中“明清官印”部分,陈列的两方明清官印均为复制件,同时还陈列了一方民国官印,即“隆昌县政府印”,为真品原件。说明该印是中国印学博物馆历代玺印中作为民国时期官印的重要代表而陈列。

  从“隆昌县政府印”实物、印拓看,该印为铜质、正方形、单层印台、圆柄直纽,印面朱文、篆书、宽边,在印台右侧上凿刻铸造时间为“中华民国十九年七月 日”(1930年7月)。

  笔者查阅了1929年4月16日国民政府颁发的《印信条例》,其中规定“永久性及属于行政范围之机关发印”,印材分为玉、银、牙、铜、木质,而“铜质 特、简、荐任职及荐任职同等机关之印、关防、小章用之”,在所附“印信图式”中规定“荐任印式”为正方形,印面边长6.5×6.5公分(厘米)、宽边。

  国民政府1929年拟订《公务员任用条例》,1933年颁布《公务员任用法》,重新制订《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规定公务员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等。简言之,特任指任命的部长级别以上的官员(正部级及以上),简任是任命的次长(含省主席)至行政督察专员间级别的官员(副部级至厅级),荐任为任命的县长、省辖市市长等级别的官员(县级),委任则任命的科级级别的官员,前三种为任命的高级官员。县政府属永久性行政机关,县长是“荐任职”官员,所以该印是铜质,名称是“印”而正方形、宽边,与规定符合。按照该印边长规定和所拍照片的比例分析,印高约11.8厘米,印台高约2厘米,柄直径约2.3厘米。

  从该印实体状况看,笔者认为是民国时期隆昌县政府当时使用过的实用官印。为证实这一推测,笔者在隆昌市档案馆的支持下,提取保存的民国档案中的“隆昌县政府印”钤印进行了比较。又一次让笔者兴奋的是,中国印学博物馆陈列的印拓与档案中的钤印在形状、文字及布局与线条等方面完全重合一致,印面边长与规定完全相符。特别是“昌”“政”字最显著的左边竖直线未垂直,而是略微往右下斜而内收。所以,更可以判断该印就是民国时期隆昌县政府曾经使用过的县印。

  该印和档案的钤印反映出民国时期县政府官印的特点。县政府印材质为铜质,形状是正方形单层印台,圆柄直纽,印面为朱文篆书宽边。民国官印印面承袭了明清官印篆书宽边的主要特点,但篆书的取法又有自己的特色,先后时期又不相同。

  以县印印文为例,南京临时政府至北洋政府时期,印文名称为“某某县印”“某县之印”4字,篆书采用小篆而竖画末加垂露称为垂露篆,文字圆转婉丽欲滴。而南京国民政府以后,特别是《印信条例》颁布后进一步得到规范。印文名称为“某某县政府印”“某县县政府印”6字,篆书一改为取法小篆而结体方化称方篆,线条细劲的铁线称为铁线篆,使文字结体方折简约遒劲,与宽边形成强烈的对比。

  县印名称的前后变化是因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7年6月明令废除县官旧称,一律改为县长制,1928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县组织法》,代表县权威的县印就具体化为代表县最高行政组织的县政府印。而印文篆书风格的变化是由于当时国民政府负责铸造官印的印铸局及技术人员崇尚汉印和浙派风格所致。汉印为中国古代印章典范代表之一,印文由小篆隶化而结体由圆转繁复变化为方折简约,形成适应方形印面布局的一种印文,称为“缪篆”。

  缪篆是汉王莽时期所定六书之一,为汉初沿袭秦书八体之一的“摹印”,又名摹印篆。浙派是清代乾隆时期由丁敬在钱塘(今杭州)开创形成的篆刻流派,风格上主要取法秦汉印,印文多缪篆,常参以隶意。当时曾经在国民政府印铸局任职的技术人员有著名篆刻家王福庵、冯康侯、唐醉石、吴朴、淡月色等,多师法浙派风格。

  王福庵就是西泠印社创建者之一,更是继承发展浙派艺术的篆刻大师,崇尚汉印,白文印淳厚古朴,朱文印铁线遒劲,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之玺”就是王福庵设计并篆文的。所以,虽然是官印,但是由名家篆印设计铸造,还是能够展示出许多独具匠心的艺术元素。至今,台湾地区的机关印信仍然沿袭着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印信风格和式样。

  民国时期县政府的官印是怎样颁发的呢?根据《印信条例》规定,“荐任职以上或与荐任职同等之机关印信由国民政府颁发”“各机关请铸印信,应呈由各该主管长官转呈国民政府核定饬印铸局铸发”,因此,县政府的官印是由国民政府饬印铸局铸造并逐级颁发下来的,到县政府后须挫角,“启用新印应拓具印模,将启用日期呈由各该主管长官转呈国民政府备查”。

  为什么要挫角呢?这是承袭清朝以来的防范新印未启用前偷印(偷盖)的制度。在铸造官印时,印面四角处要铸出凸于印平面的小正方形或三角形的脚(角),以免新铸造的官印在未启用前被偷盖。清朝在颁发过程中是逐级分别挫角,新印由礼部发承领人时,当堂磨去一角,至总督署又磨去一角,发交藩司后,再磨去一角,到受印本署时,磨去最后一角,并呈报启用。民国时期进行简化,由受印机关全部挫角后启用。

  “隆昌县政府印”是1930年7月铸成,以后颁发到隆昌县政府使用。由于隆昌市档案馆保存的民国档案多为1935年以后的,目前该印启用的确切时间还有待考证。根据内江市档案馆民国档案反映,“资中县政府印”开始使用时间是1933年9月5日,推测“隆昌县政府印”启用时间应该大致相近。

  怎么铸成三年多的县印没有及时颁发使用呢?因为当时四川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实现防区制度,每个军阀通过战争占领一县就任命新的县长。1930年至1933年“二刘大战”前,资中、内江、隆昌等被二十四军刘文辉部占据。1932年11月4日,二十一军刘湘部进占隆昌,随后占领资内,资中县印被刘文辉任命的县长张嘉榕带走,后任县长只能依原印样木刻新印使用,1933年,井研县印也被刘文辉委署的县长王觉非随军携去。至1933年8月,刘文辉败退雅安,基本结束大战,刘湘占据了川东、川南、川西八十余县。这时,四川趋于统一,县政基本稳定,才开始统一使用国民政府颁发的县政府印。

  民国时期中央设置印铸局负责铸造官印。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设立了印铸局,负责印信的铸造,与法制局、铨叙局、公报局等同列为4个直属局之一,印铸局局长由黄复生担任。除局长外,内设帮办、秘书、科长、参事、佥事、主事、技正、技士及办事员各职。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下设印铸局,负责印信铸造。黄复生是隆昌县人,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元勋,1910年4月2日曾与喻培伦、汪精卫合谋行刺摄政王。孙中山对他非常信任,任命为印铸局局长,掌管象征权力的官印的铸造机关。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第一任印铸局局长黄复生去职。

  这方民国时期在隆昌县使用过的县政府官印怎么会在浙江地区出现,并最终入藏中国印学博物馆呢?笔者根据隆昌县即将解放的情形背景分析,可能是当时的县政府官员携印向台湾南逃,散落于浙江地区。据了解,中国印学博物馆自1998年破土动工建立以来,就开始进行征集和组织捐赠藏品,在展品中属于捐赠的都进行了注明,该印没有注明,应来自于征集中。

  “隆昌县政府印”历经岁月,青铜呈现出苍古,在点缀的绿色铜锈和文字遒劲线条中又透显灵秀。作为一方在隆昌县使用近二十载的官印,最终没有被销溶,而是受到历史的厚爱进入了中国印学博物馆收藏陈列。它的留存是曾经存在了450年并已成为历史的“隆昌县”重要片段的留痕之一,也可以说是对民国第一任印铸局局长黄复生的很好纪念,还是对隆昌历史面向世界宣传的名片。(叶自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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